军事 | 越南与西方的战争方式:用西方化的理念激励军队

华语播报 2016-05-06

文|[美]维克托戴维斯汉森摘自《杀戮与文化：强权兴起的决定性战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本文经出版社授权转。

　　文 | [美]维克托·戴维斯·汉森

　　摘自《杀戮与文化：强权兴起的决定性战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本文经出版社授权转载，转载请联系原出处。

　　可怕的代价

　　随着美军地面部队和空中支援部队于1973~1974年间撤出越南，南越的最终失败已是确定无疑。由于不再需要担心美军轰炸，苏联和中国提供的援助逐步增加。就在1973年通过谈判达成和平协定后，北越立刻向南方输送了四倍于1972年战时运输量的军事补给——他们对美军不会空袭这批补给极有信心。和美国留下了成千上万部队确保停战协定执行的朝鲜不一样，几乎所有美国士兵都在1973年3月之前离开了。在共产党发动的大规模攻势下，西贡于1975年4月30日陷落。然而，北越为胜利付出了极为可怕的代价——至少100万人战死，失踪和受伤者数量可能也有这么多。最终，就算只和南越军队比较，共产党方面的战死人数也比他们高四倍。

　　越南战争的经历，成了人们所能想象的、战争中自由社会最糟糕状况的案例——这场测试，针对的是从根本上被扭曲的自由批评机制。在测试中，许多异议分子都极端愚昧，他们的即时通信工具极为强大，他们对敌人的同情更甚于己方士兵。然而，即便是存在如此批评者的状况下，即便处于这样特别的环境下，美国的力量也并未长期衰弱下去。考虑到民主资本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必然发生的大发展，这一潮流最终冲走的是越南的前保护人苏联，越南沦陷于共产主义之手并非一系列后续事件的先兆。到目前为止，世界上192个自主国家当中，仍旧有179个具备某种真正的立法机构，其代表也由选举产生。而越南就像卡斯特罗的古巴一样，曾经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现在仍然如此。

　　决定论者会争辩说，越南迟早会自由，美国发动的战争，很大程度上只是个无足轻重的战场，让美国人付出了不必要的损失，但并未影响到苏联共产主义的主要围堵政策，也没有导致对全球范围内民主消费资本主义的冲击。一定程度上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确存在，但它们的影响实在太小，并不具备全球范围内的重要性。另外，战争的支持者也许依然能够计算出，越南战争的确削弱了共产主义，对保卫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所帮助——而美国最终的失利，则使得成千上万的东南亚人死于或受困于贫穷和暴政，直到不可阻挡的西式自由浪潮在21世纪触及他们为止。

　　越南与西方的战争方式

　　驻越美军绝非无能之辈，在日常军事行动中，这支部队表现出传统西方式的致命要素。尽管存在关于猖狂吸食毒品和煽动叛乱的夸张报告，即便战争明显无法取胜，即便国内存在规模可观的严厉批评，美军士兵依然保持良好纪律，训练有素。不管征兵有多么不平等，公民军队的理念依然相当程度上存在于美国境内。随着投票年龄的最终变动，所有超过18岁的美军士兵，都能够在全国大选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可以向记者自由表达他们对军事服役条件的意见。在越共和北越军当中则绝非如此。据信，大部分美国士兵通过投票，选择了支持继续军事干涉越南的领导人。当他们在越南作战时，总体而言，多数美国人真心实意地希望他们留在那里；当他们开始离开时，大部分美国人也确实希望他们离开。反过来看，投票和自由意见表达依然不是越共军队或北越军队的特征。最终，就连获胜的共产党人都意识到这两者的主要不同之处。前越共将领范春安后来怀着反感评论说：“二三十年前关于‘解放’的一切谈话，一切密谋，一切组织，最终产生了这个贫穷破旧的国家，最终领导它的是既残暴且具有家长作风的帮会，这一帮会由教育状况低劣的理论家们组成。”

　　越南战争时期的南越士兵

　　美国人为自由而战，为解放他们与之作战的人们而战。但荒谬的是，尽管越南人在战争中几乎享受不到任何自由，对自由的渴望却驱使许多越南人加入伪装成独立战争的共产主义事业。越南农民们得到了关于“解放”战争的许诺——解放（libertas）是个很有罗马共和意味的概念，并非源自越南本土文化。但由于共产党人已经连续和日本人、法国人、美国人战斗了大约30年，他们从没有机会能够和平管理国家，因而始终无法履行做出的承诺。这一幻想在1975年胜利后骤然消失，那时被延迟了30年的民主言论实践，终于可以开展起来了。前越共支持者段文遂解释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现象——他和其他人为何会帮助一个与自由极端相悖的运动：

　　就像其他在越南和美国参与反战运动的人一样，我被民族解放阵线倡导的政治纲领迷惑，其中包括著名的正确方针——民族和解不报复政策，不结盟外交政策，独立于美国、俄国和中国之间……在日本人统治之下，有近200万越南人死于饥饿，但没有一个人逃离越南。在西贡政府的战时统治下，数十万人被逮捕、被监禁，但没有一个人逃离国家。

　　越共和北越激励军队的方式，并非否定自由选举、否定私人财产与否定自由的意见表达，而是使用一个非常西方化的理念——创建官员由选举产生，拥有自由媒体的“共和国”。其结果是，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本身也是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西方乌托邦思想在19世纪产生的一个分支）效力的越南人，事实上怀有获得西方式理想个人自由和国家独立的错误希望，而成为民族主义者抵抗外国人的战士。与此相反，他们在1975年——三十年战争后的第一个和平场合——发现，他们自己的政府实际上并非共和国，他们自己也决非自由。整场越南战争中，另一个不为人知的讽刺之处在于，抵抗美国的人们却把美国式的许诺化入自己的抵抗，但这种许诺绝非美国的实际情况，这虚幻的梦想不仅蒙蔽了他们自己的士兵，也骗过了许多美国学者和记者。越南的官方名称是越南民主共和国，这一命名并非来自东南亚的神圣传统，也不是对斯大林主义的曲解，而是源自希腊和罗马的自由语言。然而在越南，既不存在民主，也没有一个共和国。

　　美国给越南带去了过量的武器装备、战争补给和消费品，吸引了100余万农民从乡村赶往业已过于拥挤、人口多达300万的西贡，并在此过程中创造了蓬勃发展的经济。总的来说，生活在美国资本主义体制下的人们发现，从上万英里之外跨海船运或空运物资，要比中国或俄国向它们门口的卫星国输送物资容易得多。通常情况下，美国武器也要比敌人的武器好得多，在通信、飞机、雷达、船舶和装甲车辆方面尤其如此。当越共和北越在武器装备上和美国居于平等地位的时候——大部分此类状况出现在自动步枪、迫击炮、反坦克炮、地雷和榴弹上，那纯粹是进口中国和俄国武器的结果，而这些武器从根本上说又是效仿欧洲设计，或者根据欧洲研究传统展开研究的产物。苏联武器生产和发展的历史，就是一个效仿西方武器的故事，它在“二战”期间得到美国的援助，1941~1945年在东线缴获并模仿德军武器，战后招募德国科学家，通过谍报和利用背叛者不断赶上西方设计；归根到底，还有在18世纪和19世纪引入英国、法国和德国顾问帮助沙皇实现军事现代化。

　　越南人缺乏本土科学传统来制造杀戮工具——本土制造的杀伤力很低的竹木陷阱除外。没有西方式的武器，共产党人就会被消灭。越南的军事组织和纪律也同样是舶来品。北越军中像“师”和“将军”那样的概念，以及自动武器训练和步兵战术，都是效仿苏联和中国的样板——而它们又是来自西方军事体系的舶来品。不可否认，北越军按照当地现实条件，对作战行动进行了改动，然而，在战争中，美国人是被与M-14和M-16步枪极其相似的自动步枪杀死的。而在他们面对的敌人中，从列兵、尉官的军衔表，到连、团级组织结构，几乎与己方完全一样。这是极大的讽刺。一个近乎专家的人才能够区分美军81毫米迫击炮和北越军82毫米迫击炮结构的不同。

　　尽管北越几乎全盘引进了西方的武器和组织结构，但美国人很快发现他们自身的军事理念——从自由精神、个人主义，到极好的补给、精细的装备，以及对展开决定性冲击战的渴望——也绝非停滞不前。尽管补给线长得可怕，而且缺乏明确的前线和火线，限制性的交战法则又抵消了西方传统的决定性会战优势，国内还存在反战浪潮，但美军还是在战争中不断进化，最终被证明优于北越军。

　　没有一支1944年的美军会在没有被批准越过莱茵河，也不可以随意轰炸柏林的前提下，身受束缚地与德军在法国作战。要是美国人只是在丛林里作战，只占据日本殖民帝国的城市，许诺不轰炸东京，不在日本港口布雷，也不侵犯它的本国土地，而同时记者和批评家们还会访问东京，在日本广播电台向美军士兵播送节目，恐怕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将会是日本。无论是罗斯福还是杜鲁门，都不会在诺曼底成功登陆或1945年3月毁灭性地轰炸东京后，与希特勒或东条英机（原文误作斯大林。——译者注）。进行谈判。“二战”中的美国士兵是在追求胜利的过程中战死，而不是在为了避免失败或是向极权政府施压、使其参与停战谈判时战死。在战争中，不使出全部军事力量进行攻击，或是向敌人保证存在撤退的避难所的态度，以及限制军事打击目标、在愿意展开谈判的前提下于任何时期内停火的做法，都是荒唐至极的行为。

　　对于施加在作战行动上的奥威尔式束缚，美军本身的应对并不好。后方部队的数量猛增——大约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的驻越美军，实际上从未参与过实战。一年的“旅游”期，使得许多新兵会在参战的头几个月里战死，而当幸存者在战斗中表现得更为明智，更有可能教给其他人在战场上的存活诀窍时，他们却又被调回了国内。军方时常把越南战争变成美国式官僚主义的噩梦：“援越司令部参谋机关目录足有50多页长。它包括了一名参谋长，两名副司令和他们的参谋机关，一名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参谋长，两位处理各类事务的副手，一名参谋秘书，三个完整的‘参谋组’，一个总参谋处，一个‘特别处’，一个‘人事处’。”

　　有时候，坚持在会战中公开而直接的战斗方式，只是反映了传统西方战争的表象——冲击战、直接进攻和压倒优势的火力——却并不具备夺占并控制财产的附带结果。用优势火力轰开敌军，用训练有素的步兵突进的作战方式，完全是属于亚历山大大帝和查理·马特的欧洲军事传统。用巨大的代价夺取土地，然后将其放弃则并不属于这一传统。以1969年5月10日为例，第101空降师师长梅尔文·蔡斯将军将他的部队投入到对“汉堡山”（937高地）的广受诟病的强攻之中。在可怕的交火中，他麾下强攻山岭的部队战死56人，与此同时则杀死了超过500名敌军。就在蔡斯回应来自国内政客的嘈杂攻击时——有人指责他付出十比一的交换比，明显是在浪费美国人的生命——美军在夺取高地后突然又将其放弃，蔡斯在不经意间总结了西方的全部战争方式，以及这一战争方式在越南为何不一定能带来战略胜利的原因：

　　那座高地位于我的作战区域内，那里是敌军所处的地方，那就是我进攻它的地方……如果我在另一座高地上找到敌军……我向你保证，我也会对其发起攻击……的确，就地形而言，937高地并不具备特别重要的意义。然而，敌军驻扎在那里的事实却至关重要。

　　这场有限战争忽略了夺取并保护土地的原则。本质上，美军作战只是为了避免极其腐败的南越战败，而并不是为了击败北越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军队——不管这是出于明智地避免更大规模冲突的必要原因，还是因为错误而无端的、对苏联和中国潜在干预可能性的担心。这场战争是对美国政治智慧的公众投票，而不是对西方军事力量的真正试金石。从过去到现在，很少有人会怀疑美国本可以赢得越南战争，许多人只是不清楚是否应当参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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